本世纪以来，人类认知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带有信息论新气象的研究风向标，越来越多的研究彰显了一个基本趋向：“信息”是一个最具涵盖所有领域的基本概念，信息理论越来越具有成为基础之基础的可能性，信息研究将有可能揭示宇宙最本真的层面，有可能冲击科学之顶峰，并最终构建更为先进的认知体系，甚或完成对人类认知体系的完全性大统一。

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世界各国信息论研究在2010年代出现了正在冲击旧文明体系所建立的陈旧认知方式的意向，出现了现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有可能因此而走向大统一的迹象。比如，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信息学系终身教授沃尔夫冈·霍夫科尔希纳院士通过在他出版的《涌现信息--统一信息理论纲要》一书中，正在试图从哲学的、思辨的信息科学方面，沿此路径提供一种大统一的蓝图，为读者提供一种关于我们世界基本特征的深刻洞见；中国的王江火则在《统一信息论》及《新文明》的著作中，通过探寻比现代科学更为基础的自然物理本原的方式，找到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所有知识形态的背后的最为深层次的统一性基础，从而从自然理学方面完成对人类认知体系的大统一。这种探寻的迹象和结果无论怎么样，其开拓性的努力毕竟彰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继续走下去将有可能使人类的基础认知获得重大突破。

然如同任何事物初期发展阶段的曲折性一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之前在信息论这方面的研究各行其事，没有统一而权威的组织机构，信息论的探究连信息的定义都没有解决，理论研究始终停留在“老三论”和“新三论”之争的水平上，这种就信息而信息的研究始终无法获得新的突破，整个世界的信息论研究处于一个不成熟的混乱状态。恰逢其时，这种状态因北京大学一批对信息研究抱有由衷热忱的学者们的一己之力而得到改善，使得世界信息理论研究生态得到了很大改善。

北大是如何做到的？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北大某老师（简称Y老师，下文同）的努力分不开的。Y老师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信息论研究事业，为了全面推进信息论研究，他在年轻时放弃了可以进政府机构的大好前程，专心埋头于学术事业，可谓呕心沥血。就信息科学研究而言，Y老师对中国的贡献同样是划时代的，尤其是《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一书，完全称得上是钟义信教授之后最具有经典性和教科书意义的信息理论专著。该书即便在国际上也是难得一见的值得称道的经典式教科书，近百万字的巨著几乎涵盖了信息科学研究之国内外所有的方方面面，各方面分析面面具到而透彻，点面架构合理而清晰，对信息科学的系统化发展起到了无可代替的基础性作用，完全称得上是信息理论界的信息宝库。

正是基于这种对信息学研究的热爱、深厚的学术功底、先进的视野，以及基于Y老师对世界各国学者对各自对信息理论研究了如指掌的背景下，最后促使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在北京发起并于奥地利成立了国际信息研究学会，并在国内外组织了一系列会议，而后又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分会。在此前提下，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信息研究从此有了希望曙光和最基础的依靠力量，世界各国的信息研究兴奋度被激发，各种信息论学说如雨后春笋，信息论研究生态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都与Y老师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对信息论发展这个关键阶段的推进可谓居功至伟，成就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我们信息界同仁真心为此深受鼓舞，同时也给北大注入了十分强劲的潜在发展动力，这应该是北大的骄傲。

按照这种健康的发展方向，不仅北大有可能成就世界信息论研究的一流先进学科，甚至中国也会因此成为世界信息论研究中心，中国将很可能在基础科学领域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前沿，而这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基础发展都可能带来巨大的价值和意义。Y老师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毋容置疑，完全具备了钟义信之后的学科带头人的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彰显一个非常好的前景。但当一切本来正在有序进行时，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转折，因为就是这样一位给信息理论研究界带来巨大贡献和希望的学者，却由于北大的人事政策而不得已中止了他的事业，这给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信息研究带来了巨大损失。

北大的什么人事政策呢？说起来很荒唐，Y老师没有博士学位。他早在1997年就评为副教授，因为痴迷并深陷于信息理论研究，他没有功夫去读博士学位。因为没有这个博士学位，因此20年后北大拒绝给他评为教授。事实上，中国的信息理论研究他已走在最前，也没有人可以作为他的博士导师，这在他的著作前言中已有详细的交代。不能获评教授，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乎与信息研究事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间接的意义却太大了。大家想想看，在世界各国从事科学研究的精英业内人士中，大学教授职称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大家都说无所谓、不在乎，可是一个副教授毕竟还是难以让人内心信服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作为世界信息研究的旗帜人物和国际信息研究学会的主要领导人居然连教授都不是，那么他怎么能泰然自如地面对芸芸学者？即便强撑硬干，也将会无限贬低我们信息理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非常不利于中国信息理论研究的发展，这对北大对中国都是个很大损失。无疑，在Y副教授不能晋升教授后，他本人表示辞去一切有关国际信息研究学会的一切中国职务，我们对此都非常理解，但这对国际信息研究的损失可就大了。

我们知道，北大精神就是“兼容并包”，强调和重视的应该是学术自由和学术价值，学位实在不应该成为这样一所世界著名高校的价值取向，反过来说，这种价值取向有辱北大精神。我们知道，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好的开头，高校纷纷掀起了重视学术价值的好风尚，记得有很多大学就直接破格录取了一大批学术水平很高的人进入高校课堂当教授，其中山东大学的何中华仅有高中学历，却也早已被评为教授并成为学科带头人。北大同样也有先例，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他就大胆聘请仅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做北京大学教授。然而，这种好风尚现在已经不再了，高校充满了论资排辈的气息和铜臭味，就连北大也不能幸免。

不过尽管觉得希望渺茫，中国的许多顶尖信息科学研究者对北大还是抱着一丝幻想的，钟义信、苗东升老师以及我本人等一大批学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给北大校长写信，Y老师自己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希望可以解决他的职称问题，所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国际信息研究的良好发展进程不予中断，为了中国能够在基础领域研究中取得领先地位，为了中国在信息研究中可期的巨大价值和意义。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还是不了了之。我是这个悲剧事件的完整过程见证人，最大的感觉就是那种无奈和失望。

现如今，北大的这项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日益明显，最直接结果就是：国际信息研究生态遭到了很大破坏，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有关国际信息研究的所有活动基本停滞（不仅仅是因为疫情），中国乃至国际信息研究事业死气沉沉而处于半瘫痪状态。无可奈何，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际信息研究的大好局面一点点被蚕食，中国因此而可能带来的重大价值及意义逐渐失落。当然，没有北大Y副教授，国际信息研究事业照样会进行，或者晚个一、二十年似乎也不会迟暮，但这与我们曾经取得的成就明显不可同日而语，时间和时机可不能用等待去衡量，国际信息研究中那种良好的生态或许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对此痛心疾首，令人心寒齿冷，不禁要问：究竟是国家利益和学术研究事业重要，还是北大的门规重要？基于这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北大为何就不能破除旧习而改之？这是个明显的道理。

时至今日，我们信息界同仁们仍然在热络地希望可以挽回这个局面，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局面是可以挽回的。毕竟，人事政策及职称评审是人为的小事，而中国从此失去信息科学研究的主导权及可期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可就事大了。 此历史责任谁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