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遍的大爱风尚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的。合理的爱应当发自于人之自然本性,只要社会制度合理,良好的社会风气会自然形成,无需硬性刻意推动助长。当然,人类社会是需要爱与关怀的,但合理的爱是要建立在有差别的合理性基础上的,是要在不违背竞争制度的基础上的,为此建议参照儒家思想的“有差别的爱”。 君不见,欧美许多国家从不刻意搞什么所谓的道德宣传教育,但其社会风气明显发达的现象?真正爱应当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去考虑,比如我们可以提倡把慈善事业用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希望工程”,而不是无原则的“扶贫济困”,但目前中国不断掀起的各种大爱思想,电视台的各种煽情演绎,“感动中国”项目组等,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往
大爱提倡的是一种无原则的爱,博爱、兼爱、大公无私、刻意的扶贫济困、无限制的救助、慈悲等,都属于大爱的范畴。表面上看,大爱体现了一种较高的道德水准,但其实当这种大爱已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时,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的。
大爱普世风尚使有限的资源倾向于弱势群体,掣肘了先进群体的进步力量。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大爱成为一种普世社会风尚的话,那么其结果是:使有限的资源倾斜于弱势群体,从而必然使处在前沿先进群体的发展资受到限制,而先进群体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动力源。在这种情况下,当大爱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的话,其必然限制人类进步的动力。
人类已面临越来越来严重的危机,人类迫切需要各种资源,以开辟摆脱危机出路。人类目前面临最严重的危机是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人类无论多么强大,但脆弱的生命体与自然界相比,也只是弱小得无法比拟,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被毁灭的边缘。假如人类被毁灭的时间点是一定的话,那么,人类面临这个时间点必然越来越近,基于此可想而知,人类目前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集中各种资源和力量寻求各种摆脱危机的渠道。但大爱普世风尚的涌起却必然使资源原来越多地的趋向于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却对解决人类危机问题是根本上于事无补的。
大爱普世风尚违背合理的竞争制度。合理的竞争制度是非常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根据多劳多得的合理制度,弱势与强势的形成整体上是合理的。在合理的竞争制度下,贫弱的形成往往只是其能力低下所致,应当被社会所淘汰。但大爱的普世风尚却使的很多弱势群体不劳而获,有的甚至明显因救助获得了过多的资源。比如,西部地区有很多扶贫资金被只是用作消费而不是发展;灾情过后,有的灾区获得了过剩的资源,甚至住上了别墅般的住宅,这明显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可很多地区的领导干部,却以此为荣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政绩,荒唐!)。
大爱往往体现了一种保守出世的消极思想,其思想本身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大爱在很多宗教思想里得到明显地体现,比如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基督教的“博爱”等,而这种大爱基本上是在所谓的“看破红尘”而出世情况下的形成的,很显然,这种大爱所引致的将是一种消解出世的思想,其本身是不利于积极入世的进步思想的。
大爱宣传不利于大爱当事者的自身发展。本文并不是反对大爱作为一种个别行为的积极作用,只是反对刻意地大爱推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更反对把大爱作为一种作为一种制度而建立,这种普世大爱的宣传有害无益。大爱看起来是一种利益的无原则施舍,可大爱之人往往为此而追求的一种精神利益,这本身也是一种合理的利益体现,但如果刻意宣传这种精神境界的话,就会给大爱当事人带来很多不便,比如:处处表作用、处处高风亮节,这必然会影响其自身发展。
可见,普遍的大爱风尚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的。合理的爱应当发自于人之自然本性,只要社会制度合理,良好的社会风气会自然形成,无需硬性刻意推动助长。当然,人类社会是需要爱与关怀的,但合理的爱是要建立在有差别的合理性基础上的,是要在不违背竞争制度的基础上的,为此建议参照儒家思想的“有差别的爱”。 君不见,欧美许多国家从不刻意搞什么所谓的道德宣传教育,但其社会风气明显发达的现象?真正爱应当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去考虑,比如我们可以提倡把慈善事业用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希望工程”,而不是无原则的“扶贫济困”,但目前中国不断掀起的各种大爱思想,电视台的各种煽情演绎,“感动中国”项目组等,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往往不仅不能根本上改善社会风气,反而可能违背合理的竞争制度并扭曲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试问,你们这些所谓自以为是的“高尚者”能考虑到这一层面吗?估计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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